摘要：

甫、吕、申，为周代古国，都是姜姓吕氏。特别是甫与吕，本是两个国家。由于某些原因，人们错将他们认作一个国家，且至今不明。今信阳市北所谓“太子城”，即负函城。负函，即“甫函”。函，本义舌。《传》曰：函，含也，谓假借。人云“背负河山，函盖中原”，纯粹胡编乱造。吕国，早期的历史较为复杂，有过多次徙迁。春秋时期，楚人灭蔡，迁蔡于吕，迁吕于申西（南阳）。改吕为新蔡，改蔡曰上蔡。吕人迁申西，国遂灭。春秋初期，称王的不仅有楚国，从出土文物看“申、甫、吕”等都有称王之举。

大雅·崧高

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

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

……

在前文《春申君黄歇（一）》中，讲到周宣王“迁申于谢”。大臣尹吉甫创作的《崧高》，记载了这件事。

仅目前所知，申人的祖先为姜姓四岳之后。《国语·周语》：“齐、许、申、吕由大姜。”韦昭：“四国皆姜姓也，四岳之後、大姜之家也。大姜，太王之妃、王季之母也。”（按：“太王”即周太王姬亶，又称公亶父，西伯君主，豳（今陕西旬邑）人。“王季”，周文王姬昌的父亲季历。）

在《崧高》篇中，歌颂“甫”与“申”是“维周之翰”。“生甫及申”，“及”犹兄弟也，此亦证明甫国与申国同姓。诗中开头谈到“甫”，后文大讲“申”，绝无“甫”事，这是为什么？

1981年2月，河南南阳市北郊（独山脚下）的一个砖瓦厂在取土时，发现了一座周代残墓。此墓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其中一鼎二簋均铸有铭文，文物被命名为“仲爯父鼎”和“仲爯父簋”。

鼎铭为：

中（仲）爯父乍（作）宝□（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用享孝。

二簋中甲簋器盖同铭，乙簋器铭与甲簋同，盖铭则小有异，兹录如下：

中（仲）爯父大宰南申厥辞，乍（作）其皇且（祖）考夷王监白（伯）尊簋，用享用孝，用易（赐）眉寿，屯（纯）右（佑）康和，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享。

南申白（伯）大宰中（仲）爯父厥辞，乍（作）其皇且（祖）考夷王监白（伯）尊簋，用享用孝，用易（赐）眉寿，屯（纯）右（佑）康和，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享。

不难看出，鼎铭是簋铭的节录。虽然两簋铭文小有出入，但大意是相同的。李学勤先生认为二簋器主为南申国的太宰，“仲爯父厥辞”为太宰的名字。铭中的“夷王”即周夷王燮，“监伯”系夷王之子，厉王的兄弟，因此仲爯父应为宣王的从兄弟行。

“仲爯父簋”是南申伯的太宰仲爯父为祭祀其皇祖考“监伯”所作的祭器。这位不知名字的“监伯”是位王子，是仲爯父的祖父。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仲爯父乙簋器铭中的“南申伯”。

清华简《系年》第二章中，被周宣王迁于谢的申国仍被记作“西申”。“周幽王娶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回（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缯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平王（宜臼）为太子时，申侯已迁入南阳，他不太可能“走西申”，因此这一记述值得商榷。

仲爯父簋铭“南申”，战国竹简《系年》作“西申”，可证先秦已有“西申、南申”之说。今学界又作“西申、东申”之谓，甚为不妥。当然，此“南申伯”可能还有另一层意思。

前文讲过“申伯”为申侯方伯，或方伯申侯。在“申伯”之前冠以“南”字，这极易让人想到《崧高》诗中的“南国、南邦、南土”。西周时，南阳属荆州，因在周（宗周和成周）的南部，被周人称为“南土”。《读史方舆纪要》“信阳州”条下载：“《禹贡》荆州境，春秋时申国地。”

无论是“南土”，还是“南国”、“南邦”，都是一个同义词，事实上申侯作为“南国”各诸侯之长，称作“南伯”是最恰当的（比如西伯，自周始祖后稷至周文王等十余人都曾在西伯位，西伯还特指周文王），之所以没称“南伯”，我认为可能与此前该地曾有一位“南伯”有关，此“南伯”不载于史。

“南申伯”之称谓是为了区别另一个方伯——“南伯”，这位南伯是谁，至今尚不知晓。但绝对不是南宫适（字伯达）。从曾国出土器物铭文，南宫适被称作“南公”（随州枣树林曾国墓地，曾公求墓出土方壶，壶盖可见“皇祖南公”），却从未被称作“南伯”。

依目前的考古研究资料，通过对“南国”一带各侯国的综合分析，我疑“甫侯”才最有可能。

甫、吕

甫侯，传为炎帝后裔，姜姓、吕氏。因为在《国语·周语》等篇中看不到“甫”的存在，同样在《春秋左传》中亦没有甫国，只有申、吕，于是古往今来人们常把甫侯与吕侯相提并论，这样看似合理，其实不够严谨。

宋代·郑樵在其《通志·氏族略》云：“姜姓，侯爵，炎帝之后也。虞、夏之际，受封为诸侯；或言伯夷佐禹有功，封于吕，今蔡州新蔡即其地也，历夏、商不坠。至周穆王，吕侯入为司寇；或言宣王时改吕为甫。然吕、甫声相近，未必改也，故又有甫氏出焉。吕望相武王，吕姜为卫庄公妃，其时吕国犹存故也。”

对于郑氏所述，我们可以从两个时段来探讨，一是西周建国之前，二是西周建国之后。

相传上古部族首领神农氏炎帝，因居姜水流域，因以之为姓，称姜姓。《国语·周语下》记周灵王太子晋所言，是虞夏时“胙四岳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韦昭注云：“尧以四岳佐禹有功，封之于吕，命为侯伯，使长诸侯也。”

关于吕国初封之地到底在何地，学术界一般认为，其地当在今山西省境内。何光岳先生认为：“吕、许，皆为古代四岳部落之后，是羌的一支，也是姜姓的两个分支。当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吕部族由羌人分出，与亲族申部族由甘肃东部东迁到山西中部的汾水中游。”王玉哲先生认为：早期的吕国当“源于山西霍太山一带”。

据徐少华先生研究，“四岳”又称“太岳”，今山西省霍县东之霍山，则古“太岳”。作为炎帝宗支的古四岳族当由陕西东渡黄河，于太岳一带活动而得名，舜封其后于申、吕、许。申在陕北的古之申山、申水一带，而吕当仍在以太岳为中心的今山西西南境地活动。今山西中西部有吕梁山，西南部有吕乡、吕城、吕坂等，应是吕人在此活动所留下的印记。同时徐先生还认为，在西周宣王以前，（吕）一直在黄河中游地区活动；西周晚期，周宣王为了应付日益动荡的局面，迁诸舅申、吕于南阳盆地，以加强对南土的控制。春秋早期以后，随着南方楚人的兴起，吕国的地位大大削弱，故地于春秋早中之际为楚人所兼并，迁其国族于淮河上游地区，大约春秋晚期以后才最终被楚灭亡。

对徐先生关于吕国的考证，我非常赞同其吕侯初封地在今山西霍县一带的观点，但不同意他有关吕国在宣王之前“一直在黄河中游地区活动”、以及在西周晚期“申、吕”同迁南阳盆地等论述。

概而言之，“申、吕、许”皆为伯夷之后，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夏、商时期均已建国。

郑樵所言“伯夷佐禹有功，封于吕，今蔡州新蔡即其地也，历夏、商不坠。”我认为其言“历夏、商不坠”过于绝对，况吕侯初封之地并不在“蔡州（今河南新蔡）。”《新蔡县志》云：“新蔡，虞、夏之际为吕国地。”亦失考据。

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胙土分茅”。分封对象有同姓宗室子弟，又有异姓功臣宿将，还褒封神农、尧、舜、禹及商汤的后代。周武王采纳周公“以殷治殷”政策，封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于殷，以绥抚遗民。又为了防止武庚率领殷人叛乱，封三弟叔鲜于管，封五弟叔度于蔡，封八弟叔处于霍，史称“三监”。

据何光岳先生考证，叔处的始封地“霍”，“在今汤阴县东南的邶城镇，在殷都之北”。“蔡国，在商代时已存在，本为姑姓，系黄帝之支裔。蔡叔度始封于卫地之祭城，应在殷之东。”叔鲜的封地“管”，在今河南新乡县西南三十二里有古鄘城（鄘国），在殷南畿。

武王病逝，其子成王年幼即位。周公旦摄政，引起管叔、蔡叔及其群弟的疑忌，武庚见机拉拢发动叛乱。周成王四年（公元前1039年），周公奉命东征，诛武庚，杀管叔（自缢而死）而放蔡叔，降霍叔为庶民，平定了“三监之乱 ”。霍叔、蔡叔、管叔故地被周公旦夺去，封九弟康叔为卫君，实“康叔代霍叔”；封自己的一个儿子于祭；封“中旄父宇于东（实南）”，“中旄代管叔”。《毛诗·豳风·破斧》：“周公东征，四国是皇（‘皇’通‘惶’，害怕，不安）。”传：“四国管、蔡、商、奄也。”后作《大诰》，以警戒后人。

公元前1036年，蔡叔度因“三监之乱”，被周公放逐于郭邻，“既迁而死”。其子胡“率德改行，克慎厥猷”，周公旦便推荐他为鲁国卿士。鲁乃是周公旦长子伯禽所封，姬胡辅助伯禽治理鲁国有功，伯禽奏周成王，于公元前1035年“复封胡于蔡，以奉祭（祭与蔡通）祀，是为蔡伯。”另外，管叔的儿子再封于今郑州的管城；霍叔再封于山西霍县。（《尚书正义》：“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齿。三年之后乃齿录，封为霍侯，子孙为晋所灭。”）

周成王封胡于蔡（今上蔡），削侯为伯，史称蔡仲，重建蔡国。后复封侯爵。直到春秋时期，公元前531年，楚灭蔡。公元前529年秋，蔡平侯将国都迁到吕国，为别旧都，称之为“新蔡”，新蔡由此得名。那么，吕国呢？我们后文再言。

综上所述，虞夏时伯夷于“太岳”（今霍县境内）始建吕国。吕人先是在今山西西南境地活动，并向北发展到吕梁地区，其在黄河中游一带的迁徙情况不详。他们似乎没有跨越黄河向西发展，而是向南发展到黄河之南，大约于商代（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进入河南。到周武王分封时，吕已在今新蔡建国日久。

《后汉书·郡国志》汝南郡内曰：“新蔡有大吕亭。”刘昭补注：“《地道记》曰故吕侯国。”现在有两点值得探讨，一是周初吕国疆域情况？二是周朝时吕国的封爵是什么？

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后汉郡国书》新蔡古吕亭，……周初吕地封蔡仲”。郦道元《水经注·汝水注》：“汝水又东南迳新蔡县故城南。昔管、蔡间王室，放蔡叔而迁之。其子胡能率德改行，周公举之为卿士以见于王，王命之以蔡仲，吕地也。”以“吕地封蔡仲”，照此说法在周之前淮河北境的今上蔡、汝南、平舆等，当都为吕国辖地；拆分吕地，亦是一种削封的行为（仍需考证）。另从出土的吕国器物铭文来看，吕国的封爵可能不是侯，而是伯，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件吕侯器物现世，到是有吕伯的物件。如果这个猜想成立的话，正可解开甫、吕之谜。

目前已发现的有铭文的吕国器物有：

1、传世“吕伯簋”，有铭文4行19字：

吕伯作厥宫室宝尊彝簋，大牢，其万年祀厥祖考。

从整个器型、纹饰和铭文风格，专家推定其具有西周穆王铜器的典型特征，与“班簋”之“吕伯”当为一人。

2、“班簋”铭文：

王令毛公……。王令吴白（伯）?（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白（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班簋《集成》8.4341）

铭文大意是周王命令吴伯、吕伯以其族人随毛公出征东国。吴伯师在毛父左，吕伯师在毛父右。吴师与吕师又见于“静簋”。

3、“静簋”铭文：

唯六月初吉，王在蒡京。……雩八月初 吉庚寅，王以吴来、吕刚合豳师邦君射于大池。静学（教）斁。王赐静鞞剢。……子子孙孙其万年用。

此铭中的吴来、吕刚当即上文吴伯、吕伯之名。静簋为西周中期穆王时代器物。现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收藏。

4、“吕方鼎”铭文：

唯五月既死霸，辰才（在）壬戌，王□（见下图）于大（太）室。吕□（延）于大（太）室，王易（赐）吕秬三卣、贝卅朋。对（扬）王休，用乍（作）宝□（鼎），子子孙孙永用。

铭文中有字“□（见上图）”，其字上宛下食，据专家考证其义特指一种祭祀之礼，专用于新王嗣位之时。“吕方鼎”的主人氏“吕”，鼎铭没有标明爵职。根据铭文及相关资料考证，此鼎主大概就是“吕伯”。铭文的大意是西周穆王在宗庙祭祀祖先，吕伯陪侍左右。穆王赏赐吕伯黑黍酿的美酒三卣、贝三十朋。吕伯感恩穆王，令子孙勿忘，铭铸此鼎。

5、近年还有一件“吕伯簋”现世，有铭文5行40字：

唯□（见下图），辰在丁亥，吕伯率邦君祼于西宫，赐矩鬯一卣、贝十朋。对扬王休，用乍（作）宝尊簋，子子孙孙其永用。

董珊先生认为“□（见上图）”在金文中表示月名，也就是“一之日”，指夏正十一月，周正一月。吕伯，见于以上传世“吕伯簋”。从字形字义上判断，这两个吕伯当是同一个人。邦君，指列位诸侯。祼，祼礼，古代祭名。《说文》“祼，灌祭也。”祭祀时把奉献的酒浇在地上。《周礼·春官·典瑞》“祼圭有瓒，以肆先王，以祼宾客。”《疏》：“祼皆据祭而言，至于生人饮酒，亦曰祼，故礼记投壶云：奉觞赐灌，是生人饮酒爵行亦曰祼也。”铭文大意是吕伯率领诸侯在西宫参加祼礼，吕伯恩受穆王赏赐的事情。

6、“伯吕父盨”铭文：

惟王元年六月既眚（生）霸庚戌，伯吕又（父）作旅盨。

陈佩芬先生认为“此盨的形制、纹饰均属西周”，李学勤先生考证“应排在西周中期后段”。张闻玉先生则断定为：“伯吕父盨乃周懿王元年器，与曶鼎同王同年，其绝对年代是公元前916年”。

除此之外，还有“吕姜作簋”“吕行壶”“吕仲仆爵”等涉吕器物。从这些器物铭文来看，我们见不到“吕侯”字样，反倒出土了“吕王”之器（后文再谈）。吕国之君在西周之初所封，文献没有记载，但从“吕伯簋”“班簋”“静簋”这组周穆王时期的铜器，及周懿王（公元前916年～公元前911在位）初期的“伯吕父盨”推断，至少在西周中期（公元前951年～公元前878年）吕为伯无疑。甫侯和吕伯绝非一人。

唐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云：“其后有州、甫、甘、许、戏、露、齐、纪、怡、向、申、吕，皆姜姓之后，并为诸侯，或分四岳。当周室，甫侯、申侯为王贤相，齐、许列为诸侯，霸于中国。”

（宋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封建考二》载：“州、甫、甘、许、戏、露、齐、纪、怡、向、申、吕皆炎帝、神农氏皆姜姓之后，并为诸侯，或分掌四岳。当周室，甫侯、申伯，为王贤相。齐、许列为诸侯。”

司马氏所言“甫侯、申侯”，即马氏所说“甫侯、申伯”，申侯为方伯。二人都没有提及吕国封爵，但从他们文中所明确的信息是“甫、申、吕”各自为国，互不统属，也即甫是甫，吕是吕，甫吕不能混为一谈。“申伯”与“吕伯”，虽皆言伯，其爵实不同。

《国风·王风·扬之水》有诗句“不与我戍申”、“不与我戍甫”、“不与我戍许”。申、甫、许，皆为侯国。甫，即甫国，不是吕国。

王风·扬之水

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有意思的是，古往今来大家都把这首诗当作周人之作，把“扬之水”之“扬”释作“平缓流动的水”，这是错误的。该诗实为楚人之作，“王风”之“王”不是周王，而是楚王。“扬之水”，即“扬水”，又作“杨水”，在今天门市境内（详考见前文《熊渠与发渐》）。该诗作于春秋时期，彼时申、甫、许均归楚有，表达了楚国将士怀念家乡（扬水一带）、怀念亲人（彼其之子，指妻子），渴望回归故土的愿望。

《竹书纪年》载：“（周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宾于河，用介珪。”这件事说的是公元前884年，蜀国与吕国派遣使者向周王朝进贡，进献琼玉给周夷王，周夷王在黄河边上用宾客之礼接待。此吕人，即吕伯。

谈到姜姓吕氏被封侯、封伯，不得不谈谈一个被封公的，他就是姜子牙。

武王封功臣谋士，首封师尚父于营丘，始建齐国。尚父，即吕望。姜姓、吕氏、幼名飞熊、字子牙。后更名为望，取字尚父。在先秦文献中还称他为“太公望”“太公”等。“太公”，铭文作“大公”，实“大（太）师”与“齐公”之合称。

《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於吕，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又曰：“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黄河），南至穆陵（穆陵关，位于山东省沂水县马站镇境内），北至无棣（山东省无棣县），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事实上在西周初期，齐国就是“大国方伯”，辅助周王室管理东方的“五侯九伯”。

按功劳大小，吕尚被封为公爵。另一位至今尚不知名字的姜姓吕氏，则被封为侯爵，封地于甫，立甫国。郑氏所言：“或言宣王时改吕为甫。然吕、甫声相近，未必改也，故又有甫氏出焉。”我认为宣王时并没有改吕为甫，甫侯虽然为吕氏，但既不能将他称之为吕侯，更不能将甫国称之为吕国。甫国系姜姓吕氏，一如齐国为姜姓吕氏。甫氏当另有出处。

如果按现在某些人的观点，甫国即吕国，在今南阳市西有“吕城”，吕城即吕国故城（一说在今南阳市卧龙区王村乡董营村，旧称董吕村。一说在南阳镇平县侯集镇马圈王、宋小庄一带），那么宣王迁申侯“于邑于谢”就很难解释。因吕国与南申如此之近，《崧高》用“于邑于吕”才更准确，然为何不用呢？因此，我认为申侯被迁南申时，南阳盆地上有谢国、有邓国，但没有吕国。此“吕城”是楚灭申之后楚王所为，为了给蔡国人腾挪出空间，在迁蔡入新蔡之前，先迁吕国人入南申。吕国人在南申实为楚之申民，“吕城”为南申的列城之一。

1977年至1979 年，在淅川县丹江口水库西岸的仓房镇下寺东沟村龙山附近，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发掘了25座春秋时期楚国墓葬，其中贵族墓有9座，共出各类文物达8000余件。这是一处有楚令尹蔿子冯（薳子倗）在内的蔿氏家族墓地。其中M10号墓出土青铜编钟9件、镈8件，均铸有大致相同的铭文。依照铭文的记载，两组乐器是一个叫□（见下图）的人制作的。铭文较长，每篇约七十余字，其后段训作：

“余吕王之孙，楚成王之盟，仆男子之艺。余不贰在天之下，余臣儿难得。”

通过析读，我认为“「黑敢」”即是“吕王之孙”。两组乐器是“吕「黑敢」”赗赠给墓主的冥礼，对研究春秋中后期吕国的历史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显然“吕王之孙”赗赠器物，其目的是想借丧葬之仪向楚人表明心迹。通过铭文，我们得到以下信息：1、吕伯有“称王”之举。2、吕国与楚国曾结盟。3、楚成王时，吕国仍“独立”存在。4、“吕王之孙”自称臣，表明吕国已归顺楚国，成为附庸。5、该器物出自家族墓地，M10墓主当为蔿氏后人，年龄与吕「黑敢」相近或略长一辈。可为判定吕国灭亡时间提供参考。

下面，我们详细来讨论：

一、吕伯是否称王？或何时称王？谈到这个问题，很容易让人想到前文讲的“申侯称王”。诚然，单凭一件“叔姜簋”是不能证明这一严肃的历史问题，同样单凭这组铭文有“吕王”的青铜乐器也是不行的，但当我们把这两件本不想干的、孤立的事件，并作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是否能触摸到历史深处的某些真相呢？

公元前704年，楚子熊通的一句“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在西周末年、或春秋初期，不按规矩出牌的难道只有楚武王吗？

无独有偶，传世器还有“吕王壶”、“吕王鬲”、“吕王之孙戈”。

1、“吕王壶”有铭文3行13字：

吕王客作内姬尊壶，其永宝用享。

“内”即芮，古芮国，今陕西省渭南市韩城市昝村镇梁代村。壶是吕王为其夫人芮姬所作。芮乃周室宗亲所建，《尚书·顾命》载成王将崩“乃同召太保爽、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等”，芮伯位在上卿之列。

2、“吕王鬲”有铭文13字：

吕王作尊鬲，子子孙孙永保用享。

值得注意的是“吕王壶”与“吕王鬲”应出自同一处墓葬区。“客”是吕王之名。对一壶一鬲的断代，学界倾向于西周晚期。

3、“吕王之孙戈”：

吕王之孙戈。（新收1971）

对于诸侯称王的问题，一直是历史学家关注的重点。王国维先生在其《散氏盘考释》一文中写道：“当宗周中叶，边裔大国往往称王。”张政烺先生进一步研究认为：“周时称王者皆异姓之国，处边远之地，其与周之关系若即若离，时亲时叛，而非周室封建之诸侯。”《史记·秦本纪》：“襄公元年，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公元前778年，秦襄公将妹妹缪嬴嫁与戎人丰王为妻，即是例证。丰人称王时间比楚武王还要早74年。

但从申王、吕王，还有夨王出土器来看，春秋时期称王者并非全是“处边远之地”，亦非“非周室封建之诸侯”，无一例外的都是“异姓之国”。楚，芈姓。申、吕、夨，都是姜姓。从姓氏学的角度我们看，春秋时期姬姓诸侯国因与宗周同姓，可以争霸却不敢称王，用王震中先生的话说“这守住了华夏礼制的底线。（王震中《中国王权的诞生》）”

《国语·郑语》记史伯于西周亡前对郑桓公曰：“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史伯所言透露出很多信息，捡主要的来论，作为姬姓的郑国对异姓国是非常另眼相看的。

这里需要关注二点：一是史伯话中没有“甫”，为什么？我认为甫国在申国进入南阳盆地之后被其吞并了。二是史伯为诸侯所排先后之序，也大有深意，“楚、申、吕”实际是按照三国在“南国”的势力大小而排位。

周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以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国语·郑语》记载史伯对郑桓公说：“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此申，即南申无疑。吕，很多人认为是指南阳宛西之“吕国”（下以“南阳之吕”称之），其实不然，此吕是新蔡之地的吕国（下文用“新蔡之吕”称之）。

“吕方强”，说明吕国具备了称王的条件。那么“新蔡之吕”强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不知道，但肯定不会超过第一个称王的楚国，也不会超过有王之元舅的申国。

那吕伯什么时候称王呢？在“南国”之境，楚、申的势力要比吕强大，我想这个时间节点肯定不会超过楚、申称王的时间。楚武王于公元前704年自立为王。前文探讨了申侯大约于公元前689年前后称王。因此，吕国称王应在公元前689年之后。

如果像大多数认为的那样，吕国地望在南阳宛西，那么在同一个相距不远的地方，有两位“国王”并立，我认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成公七年，“楚围宋之役，师还，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王乃止。（《左传》）”

子重，即王子婴齐，楚穆王之子，楚庄王之弟。庄王（公元前613年～公元前591年在位）时子重任左尹，共王（公元前590年～公元前560年在位）时任令尹。公元前595年他率军出征，围宋师还，向楚庄王汇报时，曾请求以申或吕之地为赏田，事为申公巫臣所阻，他自此怨恨巫臣。子重所心仪的赏地有两块，一块是申地，一块是吕地。他并不是要庄王将申、吕之地都赏赐给他，而是取其一。此吕为新蔡之吕，而非南阳之吕。

楚庄王于公元前591年去世，子重请求赏田一事说明，在庄王去世之前，吕国已经成为了楚国的附庸，但仍独立存在。公元前590年，楚龚王与蔡、许、鲁、秦、宋、陈、卫、郑、齐共盟于蜀（泰安西），史伯所言的南国诸侯中，这里面已经没有了申、吕、应、邓、随、唐，此六国应该都成为了楚国的属国。

回到过去我们再看，楚文王时灭“申、邓、息”，伐“蔡、郑”，与息、蔡相邻的吕国不知何为？堵敖一世，无所作为。到成王时，大力开拓疆域，先后灭亡弦、黄、英、夔等国，齐楚行“召陵之盟”，史书仍不载吕国之事。今则从淅川下寺M10楚墓吕「黑敢」作器上，始知楚成王与吕王曾结盟，虽然具体时间不详，但至少在成王时吕国是独立存在的。楚穆王时先后灭亡江国（今河南息县西南）、六国（今安徽六安北）、蓼国（今河南固始东北）等国，进一步控制江淮地区（今安徽中、西部）；攻打并迫使郑国与楚国请和；攻占陈国壶丘；吕国事仍不载于史。综合各方面信息，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大概在楚穆王时，吕被楚灭。

“吕王之孙”这一称谓，显然不适用于“分族命氏模板”，这是一个概念性称呼，孙系虚指，是后裔之意。但作为吕氏后人的吕「黑敢」，应与“吕王”相去未远，其见证了吕国的遭遇。他在钟、镈铭文中透露出的无奈，用张亚初先生的话说：“表面看，这两句话是信誓旦旦，自夸自许。事实上，其中饱含着一个附庸国臣子的满腔心酸。……不过是向楚王摇尾乞怜，以图苟延残喘而已。”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楚薳子冯卒。”蔿子冯于公元前548年去世。按照楚墓左昭右穆葬制，葬于其北侧的M10墓主当为其后人。M10楚墓被断定为春秋晚期后段，时间在公元前520年至公元前476年。这个时间段内前段就是“吕王之孙”为M10墓主赗赠钟、镈的时间。M10墓主不可考。有人疑蔿掩，恐非也。

“吕王之孙”向蔿氏赗赠铜器时，已从“新蔡之吕”迁到“南阳之吕”。《史记·管蔡世家》“（蔡灵侯）十二年（公元前531年），楚灵王以灵侯弑其父，诱蔡灵侯于申，伏甲饮之，醉而杀之。十一月，灭蔡，使弃疾为蔡公。”

楚灭蔡三年，公元前529年，蔡平侯将国都迁到吕国，史称新蔡。大约同时，或稍早，吕国迁往南申之西的吕城，吕国遂灭。

这最后一任迁往吕城的吕伯可能就是“吕王之孙”——吕「黑敢」。公元前520年之后M10墓主去世，出于礼节或个人目的，吕「黑敢」向蔿子冯的后人赗赠了镈、钟。

吕国的历史较为诡秘，作为商时古国，在进入周代之后，其似乎已成为一个边缘化的侯国，人们曾把他与甫国混为一谈。在西周亡前其一度成为南土强国，与楚、申并举。进入东周之后，在列国争霸中他又悄悄地退出了圈子，不与争锋。

楚灭申、邓、息、陈、蔡、随、唐……似乎都与他无关。楚成王时，吕国还以王之身份与楚结盟。大概在楚穆王时，因大势所趋，吕国归顺了楚国。公元前529年，吕迁南申，成为申城列城之一，其与甫不同，未被平王复国，最终消失在南阳的天空下。

公元前529年，吕国人进入南阳盆地，标志着自虞夏时建立的吕侯国的彻底终结。自此之后，吕氏后裔以独立之身份活跃在先秦时期的历史舞台上，首当其冲的人物就是吕不韦。

罗泌《路史·周世国名纪》载：吕国，“周置，旋亡，为宋邑。”罗泌为宋人，其所言吕国为宋吕，与新蔡之吕无涉。《左传·襄公元年》载：“晋伐郑。楚子辛救郑，侵宋吕、留（现今豫东开封陈留）。”《国语·郑语》记史伯言：“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吕国存国日久，怎么会“旋亡”呢？

商代吕国（新蔡）——公元前1046年封伯爵（新蔡）——公元前529年灭国（南阳）

甫国与负函

既然吕国不是甫国，那么甫国在哪里呢？上世纪七十年代，信阳城北发现的两批春秋早期的甫国青铜器，能否说明它的所在呢？

一九七四年春，信阳长台关公社甘岸大队彭岗生产队社员在村西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件铜盘和两件铜匜。出土铜器的地点，位于淮河北岸三里许的一处高台地上。根据现场勘探和调查分析，出土的这三件铜器不是窖藏，而是墓葬的陪葬品。一铜匜内有铭文四行十七字：

隹（唯）甫伯享，

自作匜，其

万年无疆 ，

子孙永宝用。

一九七九年三月，信阳吴家店公社杨河大队社员，在自家院内取土时，发现了一座土坑墓。墓坑东西长约3米、南北宽约2.5米，位于一个小山包上。该墓出土了铜鼎2件，铜盘、铜匜、铜削、陶盂、陶罐和磨刀石各1件。

1、2件铜鼎腹内壁都铸有铭文四行十九字：

隹甫哀伯者君，

自作宝鼎，其

万年子孙

永宝用之。

2、铜盘内有铭文三行二十字：

隹甫哀伯者君，用

其吉金，自作旅

盘，子孙永宝用之。

3、铜匜内有铭文四行二十一字：

隹甫哀伯者

君，自作宝匜，

其万年子孙

永宝用享。

4、铜削有铭文六子

隹系仲「矢射」子用。

这两批铜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墓主人生前自作之器，因此是实用器无疑。由于是非正常发掘，它留给人们的困惑仍然不少，但抛开所有的疑问，根据墓葬位置和铭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天的信阳市城北应有一个“甫国”的存在，其与春秋时的负函、战国时的城阳是一脉相承的。

甘岸铜器的主人与杨河铜器的主人，虽然他们的葬地相距约50里，但都称自己为“甫伯”。他们分处信阳城北的淮河两岸，这个“甫国”或许就在他们之间，且以淮河以北为最大可能。从他们葬地不在一处来判断，这位字“仲「矢射」子”的甫伯应行二，他是怎么继位的我们不得而知。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到杨河的“甫伯”去世的时候，“甫国”已另有归属，他自淮河北徙迁到淮河南，最后死葬在杨河，他还亲自为自己作谥曰“哀”。

周穆王时，“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周本纪》）”《礼记·缁衣》：曰《甫刑》。孔颖达 疏：“甫侯为穆王说刑，故称《甫刑》。”《孝经·天子》：云《甫刑》。 汉·桓宽《盐铁论·诏圣》：“《春秋》原罪，《甫刑》制狱。”

《尚书》：“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竹书纪年》：“（周穆王）五十一年，作《吕刑》，命甫侯于丰。”唐玄宗 注：“《甫刑》，即《尚书·吕刑》也。”

可见甫侯作《甫刑》。《吕刑》与《甫刑》相提并论，盖因甫侯为吕氏。《吕刑》是甫侯所作无疑。今天，有人认为“因吕侯后代改封甫侯，故《吕刑》又称《甫刑》”，此观点是错误的。夏、商之时的吕侯后裔，到周初被赐封为甫侯，这点不错，但不能说是改封，因为吕侯仍然存在。

彼时，甫侯享有极高的威望，在周之“南国”应为“长诸侯”，称“甫伯”，所以在其管理诸侯的时候，才能洞察“诸侯有不睦者”，发现问题之源，找到解决之道。这也是我怀疑甫侯是“南伯”的主要原因。惜于史无载！

“昭王之时，王道微缺。穆王即位，王道衰微。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到周宣王之父厉王在位时，“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今山西省霍州市东北）”。“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以上均见于《周本纪》。

周宣王执政之初，历经“共和行政”，强楚欲王，淮夷为患，国家动荡不堪，周王室岌岌可危。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甫伯”的能力大不如前辈，影响力大大降低，加之国势衰退，权威丧失，“南国”的诸侯们不再听命管制。周宣王在这个时候急需要一个人来替代甫侯行“方伯”之职，这个人就是他的“元舅”申侯。

显然继位之初的宣王，还很年幼，不可能有这个智慧，这一决策当来自辅弼大臣的建议。《竹书纪年》载：“（周宣王）七年，王锡（赐）申伯命。”王赐申伯命，即让申侯担任南土方伯，即仲爯父簋铭“南申白（伯）”。

现在我们再去读《崧高》，会更加清晰。其第一节如下：

崧高维岳，骏极于天。

维岳降神，生甫及申。

维申及甫，维周之翰。

四国于蕃，四方于宣。

今教科书式的释读是这样的：巍峨四岳是大山，高高耸峙入云天。神明灵气降四岳，甫侯申伯生人间。申伯甫侯大贤人，辅佐王室国桢干。藩国以他为屏蔽，天下以他为墙垣。

宋代朱熹《诗集传》：“言岳山高大，而降其神灵和气，以生甫侯申伯，实能为周之桢干屏蔽，而宣其德泽于天下也。盖申伯之先，神农之后，为唐虞四岳，总领方岳诸侯，而奉岳神之祭，能修其职，岳神享之。故此诗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为岳降神而为之也。”

以上都没错，但我们可以作进一步阐释：伯夷为四岳之首，其后裔有两位能人：一位是甫侯，一位是申侯。他们助武王打天下，都是有功之臣。一位被封在西（申），一位被封在南（甫）。申伯（侯）和甫伯（侯）对王很忠诚，他们是国家的顶梁柱。他们保护着周王室的安全，像四周环绕的藩篱，像四面高高地城垣。

可是自此往下，整首诗不再言“甫”，而是全写“申”，何也？既然你言“甫”这样强大和忠诚，那又何必徙“申”呢？周宣王“一箭双雕”的谋划已昭然若揭。

另外，《国语·郑语》记史伯于西周亡前对郑桓公曰：“缯（鄫）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此言“申、吕方强”，不言“申、甫方强”，实甫弱吕强。该吕是指吕国，位在今之新蔡。

《竹书纪年》还载：“（周宣王）九年，王会诸侯于东都，遂狩于甫。”东都，古洛邑，今洛阳。说明申侯迁入南申之后二年（公元前819年），甫国犹在。

奇怪的是《史记》自周穆王之后不再言“甫侯”，而《春秋左传》起自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也只字不提“甫侯”和“甫国”。其他文献，亦无可查。

1980年在河南固始白狮子地2号墓出土了一把甫王剑，剑铭为：“郙王□（见下图）自作用剑。”2号墓较小，器物不多，被认定为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前段。这把甫王剑怎么到了墓主手中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把剑却告诉我们，甫伯在申、吕称王之时，亦曾有称王之举。他们称王的时间，应在公元前704年至公元前688年之间。甫国没有消失。

进一步研究，我认为甫国之所以泯灭于籍，可能因其国弱，与其无所作为有关。从地缘关系，及整个西周末年的大势分析，在申伯迁入南阳之后，甫国要想生存，不被淮夷侵掠，最好的办法就是依附于申国。

关于王子宜臼奔申之后，民间有传说申侯为其筑“太子城”，地点就在今信阳长台关北“楚王城”附近。我认为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并不高，我们且看史载。

《史记·周本纪》：“（申侯）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襃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

《竹书纪年》：“（幽王）十一年，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宜臼于申。”

《周本纪》没有对平王被立的时间、地点等细节详述，《竹书纪年》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如果平王有“太子城”的话，应该在自己的城举办仪式，怎么会“立宜臼于申”呢？

但这个传说为我们打开了两条思路：

一条是在幽王五年世子宜臼奔申之后，申侯与幽王多次交涉无果。幽王八年，立伯服为太子。在此情况下，申侯也联合一众诸侯在申国宣布立宜臼为太子。为了使立太子一事更加合法化，申侯与甫侯等诸侯商定，在甫国都城近邻为太子“筑城”，遂名“负函”。负，实甫，系同音假借。函，本义舌，假借为含，包也。

申伯之所以不在自己的地盘上为太子筑城，是其足智多谋，太子系其外甥，怕被诸侯诟病。《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叙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时间跨度大，很多史事追述的成分多。其载“立宜臼于申”，可作二说：其一实为“立宜臼于甫”，大概是因为该事件是由申伯主导的；其二事实本来如此，目的是彰显申伯之威。二者必居其一，我倾向于后者。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公元前738年，“楚人侵申”。公元前735年，楚武王再次伐申（王人戍申）。这两起事件的发生，除了楚国北扩的需要外，大概与申侯兼并甫国有关。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申侯已是在南申的第二或第三代申侯了。但以申与甫是同姓族的关系，申灭甫也可能是个渐进的过程，申人称王时，也让甫称王，而甫受控于申。

邵炳军先生在研究了两周之际南申的兴盛及疆域后，认为“自周宣王迁封申伯于谢至两周之际的五十多年中，南申逐渐变得强盛，其疆域分布在以今河南南阳、唐河、桐柏、信阳直至罗山县西境这一狭长地带为中心的区域内。”

另一条是从申侯等人“立宜臼于申”来看，并不存在为太子筑城一事。公元前688年文王灭申、伐邓。公元前684年文王伐蔡、取息。史书没有记载甫国事，大概在公元前688年至公元前684年之间，甫国归顺楚国。

在楚国兼并甫国之后，文王城甫，在甫城东北筑城，因近甫故名“甫函”，后逐渐演化为“负函”。城名取代国名，地名与城名相同。今天所言的“太子城”，即负函城。

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六十三岁时，在陈蔡绝粮被困七日之后，曾前往楚国负函。时驻守于此的叶公诸梁（即沈诸梁、字子高），接待了孔子师徒一行，留下“叶公问政”一席佳话。

由于缺乏足够的实地发掘资料，我不得不作出某种推测。在以上两条思路中，我倾向于后者。大概后者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但需野外考古工作者的辛勤付出。

总而言之，申之始封，在周兴之初。至宣王时，申侯以王舅之亲、方伯之命，改封于谢，仍为申国。被尊称南申伯，实侯爵，真实身份未变。方伯，系南土方伯。南土，即《诗经·国风》之《周南》，《汉广》《汝坟》为其有。起初甫侯为南土方伯，穆王时曾令其作《甫刑》，以监诸侯。西周后期，甫伯式微，申侯代之。

发生在公元前821年的“王赐申伯命”事件，宣王迁申伯入谢，不仅改变了谢氏族人的命运，更影响和改变了周王国的走向。“申、甫、吕”三国在两周之际的恩怨交割，随着楚国的加入，刀戈剑戟，将士悲歌，最终三地尽归楚有。

甫国，先被楚并，后徙蔡境。《广韵》：“郙，亭名也，在上蔡。”又《路史·国名纪》曰：“郙，甫也，汝南上蔡有郙乡、郙亭。”《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曰：“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楚在大城周边建置列城，大概此时甫国的后裔，被征迁入蔡，成为蔡之列城臣民。

《左传·昭公十三年》：“（楚）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礼也。”此“皆”字显然包含“许、胡、沈、道、房、申”，但不知有甫否？在荆门望山一号楚墓（悼固墓）的5号简上记有“郙客困刍问王于郢之岁”。包山楚简有“郙邑（包山简193）”，亦有“大司马悼愲将楚邦之师徒以救郙之岁（包山简249）”。时在怀王时，甫地被吴国攻掠，大司马悼滑施之援救。种种迹象表明，甫在楚平王时似乎被复国，其后期的历史走向仍很模糊。

城阳城

楚昭王末期，为强化负函城的军事势力，在原来甫国都城的基础上，新扩建了一座大城，因在负函城南，故名之曰城阳城，即今长台关楚王城。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今州北六十里有楚王城，即武王破申时所筑。”史实证明武王侵申，并没有破申，申国灭于文王。文王筑负函城，并非楚王城（今城阳城）。

城阳城遗址保护区出土文物

楚文王之后，《春秋左传》等文献均未有负函城更名的记载。一般认为负函更名为城阳，缘于楚昭王“致蔡于负函”。《左传·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左司马眅、申公寿余、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缯关。”《正义》释作：“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为邑。致之者，会其众也。负函、缯关皆楚也。”

公元前489年孔子前往负函，在此与叶公子高会晤时，负函尚未更名。当年“秋七月庚寅”，楚昭王就去世了。负函城更名为城阳城，恐非昭王之作。

楚城阳城见诸于传世文献《战国策·楚策四》，文载“襄王流揜于城阳”，时在公元前278年。

出土文献记载城阳城的有“包山楚简”，其第145号简载：“成昜迅尹成以告子司马”。徐少华先生认为：“成昜，即汉汝南郡之城阳县，即今河南信阳市北50余里的楚王城遗址。”吴良宝、颜世铉先生均认为：“成昜为楚县”。包山楚墓的墓主人昭佗去世于公元前316年，时在楚怀王中期。

因此严格地说，负函城在公元前489年至公元前316年之间就已经更名。鉴于目前出土楚简牍中，尚没有以负函为履职之地的楚官员简文现世，惠王之后有“城阳迅尹”，联系楚惠王封君制，我疑城阳城虽为楚昭王所筑，更名或为楚惠王所为。但是否与实行封君制有关？仍需考证。

公元前278年，楚失郢都，景差伴君北上，“襄王流揜于城阳”（《战国策·楚策》）。自此之后，城阳之名至战国结束，未再更变。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封建甫国——公元前688年～公元前684年楚文王更名为

负函——公元前489年之后楚惠王更名为城阳城………今之信阳楚王城遗址

申

申国与甫、吕则大不同，其命运似乎要好许多。在被灭之后，及时归顺，虽然没有被复国，但侯爵一直保留着。申氏家族成员，多人任楚大夫，在楚国开疆拓土中勇作马前卒。楚灵王时“迁申于荆”，又很快被迁回。直到惠王末期，还以申侯的身份参与了曾侯乙下葬时的赗赠活动。之后，申侯的行踪成谜。到楚悼王时，吴起为宛守，申已更名。从现有的资料分析，申更名为宛有两个时间节点：一是楚惠王实施封君制时；一是楚悼王经略南方百越之时，二者必居其一。

下面详细来看。

关于楚灭申的时间，《左传》记载的不是很清楚。《庄公六年》：“冬，……楚文王伐申，过邓。……还年，楚子伐邓。”还年，《正义》释作“伐申还之年”。《庄公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按《楚居》：“至文王自疆郢徙居湫郢，湫郢徙居樊郢……”，文王伐申是自湫郢动身的，在灭申、邓之后驻樊邑（今襄阳市樊城），并立樊为郢，因此文王伐蔡是从樊郢起身的。从伐申、邓、蔡的时间衔接来判断，灭申的时间应该在公元前688年至公元前685年之间。考虑文王城樊、伐邓所用时间，灭申在公元前687年至公元前686年是最可靠的。

邵炳军先生认为：“从周平王三十三年楚国北侵南申至周庄王九年南申沦为楚县的五十年中，南申经历了由强盛到衰败再到灭亡这一巨变。”申国在较短的时间内由强转衰，是其“于邑于谢”的必然结果，他不仅失去了强悍的西戎部族的支持，而且内外受制于人，背负着弑君道义之恶名，为诸侯所不齿。周平王去世，申国便失去了靠山，成为强楚第一个欲征服的对象。

楚之灭申，申侯审时度势，自觉做楚的附庸，成为文王的“好友”，任楚大夫，侯爵得以保留。“初，申侯，申出也，有宠于楚文王。文王将死（公元前677年），与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汝），女专利而不厌，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后之人将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无适小国，将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郑，又有宠于厉公。”“僖公七年（公元前653年），郑杀其大夫申侯。（《春秋左传》）”。申侯，姜姓、申氏、名出，此典籍中唯一记载申侯之氏。

取申之后，楚文王以申俘彭仲爽为令尹。文王曾想复申之国，使之与楚结盟。但令尹彭仲爽从分封制的历史教训与申的地理位置考虑，建议楚文王灭申而设县，“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自此，申国灭，楚始设申公辖申。

按：以上内容节选自《景氏源起与楚史若干问题考辨》，有删节。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景广海，男，1965年5月出生，笔名溪河子，山东省邹平市人。先秦姓氏名学爱好者，著有《景氏源起与楚史若干问题考辨》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9。《老子其人与宋国历史若干问题考辨》著作权登记号：鲁作登字2022—A—00769184

景广海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