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创作的纪实作品。首次出版于1937年，在当时对于中共的对外宣传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而在今天，其同样有重要的爱国教育价值。这里引用一段来自知乎网友的评价。

如果你还沉迷于“民国美好”“黄金十年”“民国大师辈出”的假象中，建议你读一读《红星照耀中国》，看看真实的国统区老百姓如何挣扎在死亡线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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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我打算从写作方法与技巧的角度来探讨这本书为何具有这样巨大的价值，使其在多年之后依然值得所有宣传工作者的学习。

书中“小叙事”在传播中的作用

本书的一个公认的突出特点是“小叙事”的使用，而这使其与诸多强调宣传属性的作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不过在讨论“小叙事”在本书的应用前还是应该先定义何为“小叙事”

“小叙事”（little narrative）与“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相对立，“宏大叙事”的定义为，那些声称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并且那些理论拒绝一切想要改变他们形式或叙事的意图。相对的，“小叙事”则要抛弃这种高超的目标，将自己限定在比较具体的解释模式中，其不作出“能够解释一切理论”这一承诺。

“小叙事”在书中的具体体现

在书中，“小叙事”的主要体现为作者在写作中主动放弃详细描绘中共的具体执政纲领等内容，而是选择描绘具体的人物故事，通过这样的人物故事来体现中共执政的具体情况以及中共如何贯彻其执政理念。同时在人物描写方面，作者极力避免人物形象的脸谱化，作者注重使用具体的故事来刻画人物，并且在描写同一人物时尽可能选择多个方面时故事，避免人物形象的单一。

我们以书中对毛泽东的描写为例。书中描写毛泽东并不是从他的革命经历讲起，而是从他童年的生活与求学开始讲起，在童年中毛泽东也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而是一个热爱知识又十分叛逆的少年形象，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不是一夜之间就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相反的，书中写到的毛泽东在长沙四次更换学校的经历，还提到毛泽东在湖南师范中学读书时极其严重的偏科现象。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得到的毛泽东这一形象绝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神像，是一个有着一些小缺点的有血有肉的活人。

“小叙事”与心理防备

“宣传”这个词语在现代汉语与英语中都具有一种负面的意义，在汉语中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个人夸赞一个产品此时如果有人指出这个人受生产厂家的资助在进行一种宣传时我们就会对这个产品产生一种负面的印象。这也就是自媒体从业者往往不愿意公开“金主”的原因。而这背后的原因在我看来是一种心理防备。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个我们非常认可的自媒体接受了某一个食品企业的资助时我们就会下意识地对该自媒体在食品领域的相关言论产生一种警惕，我们会警惕这是否是一种在相关企业授意下的精巧宣传，此时无论这个自媒体作出何种言论，该言论的公正性都是会被打上问号的。

具体到本书中，如果作者只是泛泛的谈苏区的相关政策，并且对于当时常见的对于中共的抹黑缺乏回应的话那么读者就会将本书视为是作者在中共或者苏共的授意下写出的一部宣传性质的作品，此时读者就会对本书的内容作出这样的一种预设，即“本书的内容是在相关利益团体的授意下完成，不具有真实性，不能反映中国西北的真实情况。”这种防备心理下受众是极其难以接受本书的内容的。

作者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在写作中选择着重描绘具体的人物故事，宏大的政策宣传会激发人们的本能地反感，但是生动的人物故事却是所有人喜闻乐见的，这样的人物故事可以被绝大多数的受众所接受，这就可以解决前面提到的心理防备问题，因为在人物故事中人们往往不会对于故事中的人物有天然的抵触，并且考虑到本书中出现人物在当时舆论环境下的“神秘感”还会强化人们对于故事的好奇心，进而更容易地接受故事背后所表达的观点。

语言符号的“本土化”

这里的语言符号的“本土化”指在本书中，作者需要向读者解释各类在美国不曾出现或不常用到的词语、概念的具体含义。书中作者并不是生硬地排列这些概念与词语，而是致力于将这些词语和概念“美国化”使其成为一种可以被美国读者轻易接受的内容，就像沃尔特·李普曼在《舆论》中谈到的那样，我们不能依靠一堆抽象的概念过活，我们需要形象的东西，需要可以为我们的刻板印象所解释的东西。

“本土化”的具体实例

书中本土化的案例很多，比如在描写毛泽东时为了让读者可以快速对这样复杂的一个人物产生印象作者将其称为是“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描写西北地区的独特地貌时作者将其称为“其效果像毕加索一样触目”这样的例子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本土化”与接受程度的关系

前面提到沃尔特·李普曼在《舆论》中的观点，这里还要对他的观点进行更多的阐述。

沃尔特·李普曼认为我们在认识活动中不是先理解再定义，相反我们是先定义后理解，在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中，我们根据我们对于世界的初始认识，将后来出现在我们认知的事物用初始的认识（刻板印象）去定义，而后依照这样的定义去理解这个事物，而如果我们的刻板印象难以解释这些“新事物”时，这些“新事物”就难以被我们认识，我们很快就会失去对“新事物”兴趣。这些“五彩缤纷”的东西就会变得“灰白”，渐渐被我们划分到“难以理解”的范畴中去。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我们通过我们的刻板印象对一个事物进行了定义，而这种定义却往往是错误的、有失偏颇的。此时如果我们忽然发现这个事物开始与刻板印象所定义的东西不符时我们就会将其划分到“不可理解”的范畴，或者坚守刻板印象，无视事物的现实。

中共的形象在当时就是这样的一种处境，所以作者如果想要读者接受他的看法，认可他的观察，不至于被打入“不可理解”的垃圾桶里的话就必须要将其在中国西北的所见所闻用一种符合通常美国人刻板印象的方式去描述。从结果来看这样的描述显然是成功的。

结语

促成本书成功的因素有很多，我的分析确乎是挂一漏万，不过在最后我还想谈到的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本书作者的态度，是本书作者在观察中国以及写作时对待读者的态度。

观察我们今天的对外宣传，很容易发现的一点是我们常常不顾及受众的感受，一味地把我们认为是好的、有价值的东西推到受众的面前，却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的受众真的喜欢我们的宣传的东西吗？”我们常常忽视这个问题，而这最终造成这样的一种结果“外宣内宣化”。

另外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在进行宣传工作时内心中如何看待我们的宣传对象？不难发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在某些领域热衷于俯视我们的宣传对象，同时又在某些领域过于仰视我们的宣传对象。

面对这两个问题，我认为斯诺给出了一个正面的榜样，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斯诺在观察苏区时并不是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而是将自己融入到这样的环境中去充分的感受这里，同时面对欧美读者时，斯诺同样选择了他们最乐于接受的东西进行写作。这样的态度在我看来才是最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笔者个人也并不喜欢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来“教人做事”，如果您觉得笔者在这篇文章中的姿态没有问题还请点个赞（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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