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杨顺德 整理:杨卫真
1955年夏天,一场肃清反革命的运动在部队中展开了。全国解放已近六年了,可不少地方时有反革命事件发生,而台湾国民党政权为了伺机反攻大陆,也不断派来了特务分子进行捣乱和破坏。为了进一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彻底全面地消灭一切暗藏的敌人,而军队作为一块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肃清反革命势力显得更为重要。随着运动的深入,每个人都要详细全面地向领导交代自己的历史和社会关系。
我参军前一直在家中学习、劳动,对于家庭成分、社会关系基本上还是了解的,但要具体详细地交代,有些问题觉得还是没有十分把握。为此,在运动初期,我就急速给家中寄了封信,要求把这些情况尽快如实地回信告诉我。接到信后我父亲非常焦急,连着数天冒着河水泛滥、时有生命危险的情况到各亲戚家询问了解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这些连同父亲本人的情况在运动将进入重要阶段之前把信寄到了部队。我收到信后,看到信中所写的情况比较复杂,当即把这些材料原封不动地交给领导了。一个星期后,部队就下了一道命令,禁止一切私人信件的来往,我不由得暗中庆幸。
我父母的家庭是贫农成分,解放后一家十一口,自己土地的收成根本不够吃,所以我家又分得八亩土地。从成分上来看,我的家庭成分是无产阶级,还是共产党的依靠对象。但从社会关系和父亲的历史关系来看,就不那么简单了。我父亲出生于1901年,他受到我当过私塾先生的爷爷的影响,自小苦读诗书,长大后经常外出谋事,以维持生活。他大多数都是做些文书、抄写之类的工作,这和他写得一手小楷毛笔字不无关系。
父亲一生中从来没做过坏事,他是无愧于人民的。但他为了全家人的生活,为了儿女们学习点文化,长大后好成家立业,养家糊口,靠他的学问知识和才能经常出去做点文书、录事之类的工作,有时也会和别人一起做点小生意,这样困难地攒几个钱后,供我和同父异母的哥哥上学。由于他长期和本乡一个同学一起共事,而这个人是国民党党员,经他介绍我父亲也加入了国民党。从1947开始, 河南成为我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夺的要地,由于局势紧张,我上初二时学校就开开停停,初三就基本没上什么学了。而与我同父异母的哥哥生于1922年,1940年中学毕业后考上了汝南师范,两年后从学校毕业时和那一届的毕业生一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介于这种复杂的情况,我已不自觉地成了运动中的重点对象之一了。
我们向塘站直属队全体成员在一一过关后,领导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研究讨论追查我们站包括我在内的七个人的问题。当时我把家中的情况、个人历史、社会关系向小组交代后,他们对我的最大疑点就是一个贫困农民怎么能供养得起两个学生念书?而真正的贫农应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甚至连饭都没有吃的。他们觉得我态度不老实,没有向党组织交代清楚问题。就这个问题一直讨论追问了三天,仍然是抓着不放。既然他们把问题看得这么复杂,态度又那么的固执,不按着他们的分析指出的思路去走,问题必然无限期地挖下去。直到第四天,我不得不在小组同志的胁迫下,承认了自己是地主成分,但我要求请组织上派人或寄信亲自了解一下,因为我参军后一次也没回过家,对家中寄来的信也有点半信半疑。
运动结束后,24师党委真的发了调查信,还是老家重渠乡政府回函澄清的:该同志是贫农出身,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但基本交代得清楚。在此基础上,师党委就我的问题还作了运动鉴定,鉴定书上是这么写的:该同志出身贫农,社会关系复杂但交代清楚,对组织忠诚老实,可以继续在部队工作。下面盖有空军24师党委的大四方章,这个公章足有四公分。就是师党委对我这份充满信任的鉴定结论,才使我能在部队工作了近三十年。要知道,在那唯成分论的年代里,出身是何等重要啊!当然凭着这还远不够,还要具备一定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积极肯干,团结同志,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并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只有你处处、事事适应部队和工作的需要,你才能在这个革命部队有立足之地,才能充分发挥你的才干,否则,必将被革命部队不断向前发展的洪流所冲倒、淘汰。
在这里,我再次感谢空军24师师党委,感谢身为师党委书记的刘世昌政委,这位早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对党的政策掌握得恰如其分,他常深入浅出,讲话极为丰富精彩,全师指战员都爱听他作的报告。正是这种卓越的工作能力和非凡的理论水平,不久后就调往广州空军任政治部主任,1976年又升任空军副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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