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回忆录感悟怎么写范文，个人回忆录感悟怎么写的？

那是1968年12月底，我们从广播里听到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一石激起千层浪，好一段时间，街道里大家议论纷纷，为去还是不去各抒己见。有人认为1962年就有人下乡了，至今陷在农村，没去的后来参加工作了，同时代的人关键时刻选择不同命运迥然不同。有的认为“吃屎都要跑在前头”，只要一动员就去还好些。我和二姐都是下乡对象，说到在农村会是个啥滋味真的不懂，心里还跃跃欲试。为这事一家人围坐在煤油灯前商量怎么办。性格内向的父亲满怀心事，他可能是太不放心自己的女儿去吃这个苦了，又不知这个运动会搞到什么程度，拿不准主意，便说：“等几天，看看动静吧”“不去！坚决不许去。风都把你们吹得下去，纤索都拉你们不回来！”母亲瞥了我和二姐两眼，态度十分鲜明，语言直白犀利。

我很崇拜老师，便约了几个同学去学校听听老师们的意见。我们在校园的走廊里遇见了宋富儒老师和王跃成老师，他们的真知灼见令我深受启迪，直今还记忆犹新。宋老师满脸凝重，稍作思索后一本正经地说：“这次是毛主席直接发出的号召，中央“两报一刊”随后发表了社论，看来是要动真格的。这两三年，大专院校既没招生，厂矿企业又没招工，国家是用这种方式暂时缓解一下就业压力。毛主席说的是接受再教育，并没叫你们扎根农村一辈子。我觉得从前途来说，下去比不下去的好，早下去的比迟下去的好.”王老师历来性格温和，话语十分委婉：“今后的招工、招生都会从知青中选，下乡是给自己创造一个机会。”。回家后，背着母亲，我把两位老师的话讲给父亲听了，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随即冒出一句：“要下去，就走飞跃一队。”看来父亲对我们的去向是有所考虑的了。

接着，天天广播里传出的都有知青上山下乡的相关报道。同学们一碰头下乡也是主要话题。有了父亲的默许，我和二姐暗里寻思着下乡报名的事。二月初，公社知青办公室刚一成立。我们就悄悄地拿着户口簿去登了记。在下乡对象动员的会上，母亲才知道底细。回家后，她大为光火，一面擦眼泪，一面把我们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当时二姐17岁，我16岁，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走上人生的一条新道路。后来我一回想到此事，不禁对自己当年的幼稚和轻率感到可笑。

公社是1969年3月初，利用“三干会”的机会开的欢送会。父母的单位赠送了纪念品。街上的首批38位“老三届”知青在鞭炮和锣鼓声中同所去的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一一见了面。会开得很隆重，我们每一个知青都领到一套劳动工具(锄头、鸳篼、扁担、粪桶)。我、二姐和67届的李淑芬被安排在飞跃一队。老支书应少章和队长应德银很高兴地欢迎我们，叫我们做出工的备。 1969年3月13日是个大晴天，是我们三个女知青下乡干活的第一天。当天生产队的安排是放甘蔗种。男社员理沟，女社员负责将埋在土里的甘蔗尖剥开，按要求将它有规律地摆放在男同志掏好的沟里。活不重，男女社员同在一块土里劳动，有说有笑，气氛热闹和谐。虽是初次出工，但农活技术含量低，眼见功到，我们一看就会了。 社员们以农村人特有的淳朴和热情接纳我们。他们有的说；“你们这么小，是到我们这里来隔奶的。生产队里的规矩是小孩要年满18岁才能算劳动力，才能与大伙儿一起干活。”有的说；“要不是毛主席有这个号召，你们还在父母面前撒娇呢。”他们见我们太稚嫩，很亲切地称呼二姐为“二妹”，称呼我为“三妹”。（这称呼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好多年。）见到大家那么友善，我们的陌生和拘束感荡然消失，很快地与大家融合在一起。妇女队长邓大娘不仅主动同我们聊天，还认真地检查指导我们干活。

傍晚收工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仨一路走，一路回味着一天的经历，心情轻松愉快，都为插队落户到这里，遇上了那么好的人群庆幸。

从那一天起，我们成了中国一代特殊的农民。说特殊，是每月有两天集中学习的时间，（公社安排一天，大队安排一天。）大家可以学习时事政治，可以娱乐谈天，可以互通信息，交流思想。但也是亿万普通农民中的一员，终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春种秋收，忙碌在田间地头。

下乡的前三个月，队里是比较照顾我们的，安排干的是较轻的活，像下种子、翻晒场、分柴禾。待过了一个收获季节后，我们就与大家一样干活了。挖土平地、挑粪挑粮、割草收获、薅秧打麦……样样都与普通农民无异。

农村劳动的艰苦缘自它环境恶劣、种类繁杂、耗时太长、报酬廉价的特殊。当了近5年的农民，在烈日与泥土的摔打中度过的春夏秋冬，个中的酸甜苦辣，我对此感受是刻骨铭心的。

春天，自然界万物复苏了，首先张开双臂迎接它的是农民。一年之计在于春，人们开始了整地，播种。挖行子、放蔗种、放苕种、种早玉米……土地给了农民的生活之本，也让农民有拾掇不完的活儿。单是挖行子，全队男女劳力齐出动就得干上好多天。大家你追我赶地挖啊，挖啊，劳力强不算啥，可却苦了劳力弱的我们。全队行子挖下来，手上的老茧结了厚厚的一层不说，每晚睡觉时都觉得腰酸臂疼。春日的阳光暖暖地照耀着大地，也照得人全身懒洋洋的。俗话说：“二月三月间，走路要人牵”就形象地比喻了仲春时令人们精神怠倦的状态。每年的二、三月又是传统的青黄不接的荒月，受着饥肠空空煎熬的人们，干活还不能有半点松懈。打窝、挑粪、捋葫豆叶、给豆苗浇水，一茬接一茬的活连续不断。还由于春草刚发芽，队里饲养的几头耕牛粮草不济，全队女同志得轮流割草喂牛。我和二姐因有幼时割兔草的经历，割草不在话下。平握镰刀，“嚓、嚓、嚓…..”，一早晨下来，我们能割上一大背。最割得多时，还超过了100斤哩。

夏天，太阳像火球一样炙烤着大地，坐在屋子里摇着扇子都觉得热。可自然界偏偏又是那么捉弄人，植物的生长需要阳光雨露，在春末到初秋的短短几个月中，庄稼就要经历夏粮的收割和秋粮的种植与收获，其间大量的播种、管理、收获的过程都是农民们在烈日的曝晒下完成的。地里的农活不等人，头顶烈日，人们又上山了。任凭汗水流淌，衣服被汗湿来拧得出水，锄地施肥、薅割挑抬，门门活路干得欢。

最苦的是掰玉和薅甘蔗。六月正好是玉米成熟的季节，火辣辣的太阳当头晒着，我们一个个背着大背篓，穿梭在玉米丛中，一行一行地掰，一篓一篓地背，从早晨干到中午。头晒疼了，手腕撕软了，脚走胀了，腰背酸了，浑身从上到下湿透了，一大块一大块的土地收完了。看着堆积如小山的果实，心里又掠过一丝丝甜意。薅甘蔗，人们叫“扯大行”。进入六月，甘蔗成林，郁郁葱葱，但还得施一次肥，并将沟里的泥土提起来保护着蔗头，以防日后长高了倒伏。男同志挑粪施过肥后，理行子的活就是女的干了。妇女队长带头，10多个人一齐下土，“哗啦、哗啦”干了起来。根根甘蔗盖过人头，像剑一样的蔗叶相互交错，密不透风。在蔗林中干活本来就闷热，但为了防备被蔗叶划伤，还得将挽起的衣袖和裤管放下。大家挥汗如雨，忍受着刚施过肥的大粪臭味儿，大锄大锄地提起泥土，垒成一条条宽宽实实的行子。一天干下来，就是多年侍弄土地的老农，也感到筋疲力尽。手上、脸上道道划痕，衣服、裤子上满是粪渣。真是没有大粪臭，哪来甘蔗甜？我们初出毛驴的新手，更加体会到这活计的非同一般了。生产队分配种植的甘蔗十多亩，每年这活都得干。 最累的活是每遇农忙的会战了。队里平常多是男女分工，各干各的活，但到农忙时为抢时间，就合在一起大突击，春种秋收都有这样的安排。印象中理苕沟和割麦子的场面才真是热火朝天。 理苕沟，在半尺多高的玉米地里，全队30多人一字排开，只听见“哗、哗、哗”的锄地声，人们的身后便展现出一道道笔直而厚实的土沟。队长又特别善于抓住指挥契机，不时加码，叫大家一股作气拿下目标才收工。人人你追我赶，汗流如注。我们这样的半截子农民，体力不支，到傍晚收工后，臂酸手软，才感到疲惫从脚钻到全身，钻透骨髓，坐在凳子上都站不起来了，整个身子像要散架一样。 收割麦子的场景更有不同。1970年的夏收，生产队长突发奇想，要带领队里的青壮年加夜班，用一个晚上将大山顶一带20多亩麦子收割完。打夜战，据老农民说1958年的大跃进后好多年都没有过了。因此全队社员情绪高涨。下午收了个早工。各自在门前的磨刀石上“嚯嚯”地将镰刀打磨得锃亮。傍晚，随着队长一声长长地吆喝：“干——啦——”，二十多个人疾步走上了山岗。真是月光下干活效率高，没有人站立歇息，没有人谈天说笑，只听见“嚓、嚓、嚓”的镰刀声响，只见到月色中土里冒起的白色小堆。不到三个小时，平常要用两三天才能割完的麦子，全收割完了。但是，当把腰间抱着的麦捆放到晒场边后，我才感到浑身无力，恨不得立马瘫坐在地上。

最烦心的是下雨天干活。红苕是我们这里农民的半年口粮，队里的80%以上的土地要栽种红苕。农历的四月尾五月初，大雨“哗啦啦”地下过好些时辰后，土里的泥层湿透了，栽苕的时机到了。全队的男女社员齐上阵，人人披蓑衣，戴斗笠，冒雨剪出苕苗，再运到各处，栽插到土里。社员们个个赤着双脚，在泥泞路上，在软软的泥土里行走自如。但从小没赤脚走过路的我们却不行。出门得穿上统靴，而那时的统靴又是短靴，稍一走路就带进泥水，常常是靴外面是泥，里面是水。特别是在湿透的软土里行走，老是陷进去抽不出来，相当吃力。记的有一次我一脚踩入土边的沙凼里再也提不起脚，竟急得哭了起来。湿土里栽红苕后多数人要生肥水泡，两手的红疙瘩奇痒难忍，好些天都会使人寝食不安。 工效最高的是割苕藤。1971年的深秋，挖苕种小麦的季节到了。队长安排我们7个姑娘割苕藤。全生产队一百多亩地种着红苕。我们7人要负责把第二天男劳动力挖的苕土里的苕藤割完，搬到土埂上。队长说：“抛粮撒种就是那么几天。你们得保证每天完成任务。”早上天刚蒙蒙亮，我们就来到地里。一个跟着一个，只听镰刀“嚓嚓嚓”，一长埂割完才伸一下腰。割完一排，又将一窝一窝的苕藤拖到地边，循环往返。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干劲，九亩多面积的土，到半晌午，我们就完成。

秋天，年年重复着挖红苕，种小春的劳作，人们起早摸黑地要忙碌整整一个多月。待到山上山下，茅边土角都满插满种了，才稍稍能透透气。但接踵而来的冬季兴修水利，改田改土，公益摊派的基建修路又上日程了。

改田改土的硬仗往往是一干就是十天半月，红旗插在地头，挖的挖，挑的挑，抬的抬，夯的夯，整个工地紧张热烈、井然有序。那时没有任何机械，全靠人们的手和肩，将荒山开成土地，把坡地平为梯土，把土地改成水田。五十多年过去了，那些如火如荼的劳动场面日益淡化，但其中挑石头和挑堰塘的情景还常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

那时，从市区到我们区二级公路路面极差，每年都要维修。挑片石铺路是我们队里历年承担的公派义务劳动。一天，队长带领着全体劳力，挑着箩筐、鸳篼天不亮就出了门，步行十多里路到达距公路四、五华里的采石场。大家迅速装好片石，挑起大步流星赶路。翻过两座山一条冲，到了公路边再过秤。真没想到哪来那么大的力气，我和二姐各自一次竟能挑110多斤。上、下午共四趟来回跑，到晚上回家，只觉得全身酸疼来步子都再也迈不动了。

生产队罗家烧房门前有两口水塘。汪汪的塘水不仅承担着全队近半人口的生活用水，还是队里30多头牲口饮水的来源。由于多年未整治，不仅蓄水的容量少了而且水质降低。1971年队委会决定放干水塘挑淤泥。队长按出工人数将人们分为三个组，再分三路出泥。每组有一人负责记挑数，出完50挑算一歇，全天五歇要挑出250挑。挑时每隔20来米站一人，相互传送,接力作业。淤泥又臭又重，大家挑在肩上只好小跑。一天跑下来，那疲劳劲儿无法形容，只有晚上躺在床上全身不能自如动弹才让你真正体味到紧张劳动的厉害。轮到挖泥和出塘时更费力一半。这样的劳动一干又是连续一、二十天。

我们在农村时，正是学大寨时期，生产队评工记分实行的标准工分制。男劳力最高一天10分，女劳力最高一天8分。年终结算时以10分为一个劳动日。我们生产队的劳动日一般顶四毛左右。我和二姐被大家评的是7.8分，我们全天出工五歇(早上算一歇，上午算两歇，下午算两歇）能得到7.8分。也就是我们从早干到晚，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一天的报酬三毛左右。在当时农村还算中上等收入。全年除端午节放假半天，中秋节放假半天，春节放假6天外，天天得出工。我和二姐全年要挣5000多分，年年我们都是队里的进钱户。1970年我们用进的100多元钱搭建了新厨房，改善了居住条件。同时，我们还连续两年养出肥猪，除按当时政策（卖一留一）卖给国家外，及时改善了自家的生活。 农村田间劳动苦累，生活很简单。一年四季跟着田土吃。小麦、葫豆、稻谷、红苕……随产随吃，新鲜可口。我们生产队收成不错，风调雨顺的年辰主粮杂粮加起来成人可分得四百多斤。（红苕五折一算） 。队里有加工房、面房，稻谷打成米、小麦、玉米磨成粉，完全不用自己劳作。 特别有意思的是全队每家一日三餐主食基本相同。春天饭桌上的嫩葫豆，夏天锅里的烙麦粑，缽里的玉米羹，冬天碗里热乎乎的红苕。原汁原味，香甜可口。农村生活也是有滋有味。 蔬菜得在自留地上种了。我们学着农民种莱。长长的豇豆、磨盘样的南瓜、红红的辣椒、水灵灵的茄子、圆圆的萝卜、长势迅猛的藤藤菜……什么都栽种，季季都有鲜菜吃。我和二姐稍有空闲，就在自留地里拾掇。社员们调侃说：“二妹、三妹最爱的是自留地。” 做饭烧柴禾，饮水井里挑，洗衣去池塘……一切都是那么天然，生活安排井井有条。我们真正成了自食其力的农民。 生产队由四个自然院落组成。我们居住在有两个院坝相连的四合院西角。屋子是由生产队的保管室改建的。农闲时收工早，院子里居住的十多户社员，老人们饭后喜欢聚集在槽门口聊天。两个大坝就是孩子们奔跑游戏的乐园。做完家务的姑娘们，常常不约而同地来到我们家串门。 融入社员中，我们的生活紧张而充实。但由于从小在城镇长大，穿戴上我们仍保留大大方方的风格。屋子我们总打扫得干干净净。连我们进出的门外，都一直保持清洁。大家都说：“你们知青就是不同，人群中一眼就能认出来。” 我们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将种植粮食、蔬菜、瓜果的技术传授给我们，我们也将自己掌握的先进文化知识毫不保留地贡献给他们。 军属邓大婆、应四娘无文化，他们长期托我给其在部队服役的儿子回信。开会、干活时队长安排我们给大家宣读文件，读报纸。为活跃农村文化阵地，我参加了大队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利用农闲排练文娱节目，在田间、院坝为大家表演。特别是普及样板戏，宣传队排练的《红灯记》、《沙家浜》更是家喻户晓，很好地了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 1971年我被大家推选为记分员，负责记录和计算全队八十多个男女劳动力的工天和工分。同时，大队还三次安排我担任民小代课教师，让我有机会体验自己从小就十分羡慕的职业。 由于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是“接受再教育”，所以，我们始终怀揣着一个梦想，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命运大逆转，跳出农村，回到城市。逢每月的大队、公社的知青定期会，知青们相互交流着信息，迷茫的内心更是暗流萌动。在知青中广泛传唱的歌曲《望断仁寿》、《我站在鹅岭上》就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声。靠着这一信念的支撑，再苦再累我们也忍受，一直秉承谨慎内敛的行事风格，生怕有哪一点点疏忽或闪失而影响自己的社会形象，影响自己的前途。为着这一目标，我们在烈日与风雨中，强化自己蜕变成了新一代的农民。

终于，在充满了坎坷和荆棘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丝曙光。1970年底，征兵、招工名额中有了知青指标。进入县农机厂当工人的成为最先走向新生活的幸运儿。接下来的1971年大中专招生、市机二厂、八化建、財贸系统招工，我们首批下乡的38位知青中，陆陆续续地走了十多个了。71年的12月中旬，渡口市(今攀枝花市）来我们公社招工，名额还不少。当时四妹也下乡了。二姐被推荐参加了体检。

我清楚地记得是1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在井边打水，公社分管知青工作的罗主任笑盈盈地来到水井旁边。她对我说：“你姐姐体检没过关，她血压高了。现在公社决定你上。你准备一下，明天参加体检。”

这突至的惊喜的确让我心里“咯噔”一动，下乡快三年了，跳出农门可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呀！但“哎！二姐比我大，如果我走了她会气的”这纯朴简单的念头在脑海里一闪，我短暂的兴奋倏然消失了。

于是，我丢下手里的担钩，快步追到罗主任跟前，对她说：“罗主任，还是让我二姐去复查一下吧，她平时血压是不高的。要不，我走了她会难过的。”

罗主任说“我们已经定下去了，也同渡口来招工的人说好了的，怎么能变呢？”她思索片刻，又说；“我带你去，当面你给他们说说吧，看行不行。”

随即，她领着我来到招工的王师傅办公室。说明来意，王师傅看了看我，开玩笑说：“哟——啊！你还瞧不起我们渡口啦？”我大胆地、非常诚恳地说:“不是！我姐姐一直血压不高，体检量出高了可能是她太紧张了，请让她去复查一下吧。如果她血压还是高，我就跟你们去渡口。要不，我年龄更小先走了，我姐姐会难过的。”

王师傅听了我的话，赞许地点点头。他简单地问了问我们的情况，很认真地说：“让你姐姐去哪儿复查呀?公社医院可不行哟，起码得是区医院。”

听他说区医院，我灵机一动，连忙说：“去内江凌家场医院吧，那是区医院，隔我们这儿只有十二里。”我随口的一个建议，罗主任和王师傅一合计，便采纳了。（那时交通条件极差，去我们的区医院和市医院都不方便。）

罗主任嘱咐我回家通知二姐复查的事。临别时，王师傅对罗主任说:“这姑娘是我遇到的最懂事的。”

于是，第二天二姐与桂琴一起去凌家区医院复查。又是经历一次因心情紧张的反复，但再量后还是顺利过关了。

看着二姐马上就要离开农村了的轻松劲儿，看着父亲为他添置出门衣物、准备行李，我从心底里为她祝福，为她高兴。

事隔51年后，我梳理往事，准备写此文时，同儿子首次谈论此事。儿子稍作思索后说：“妈妈，现在的人像你那样根本做不到。在决定个人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谁都会首先为自己打算呀！当初，你怎么无私地谦让了姨妈呀？”

我脱口回答道:“我当初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跟我们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有关。你祖祖、外公、外婆一直教育我的都是要懂得为别人着想。那时我又是宣传队成员，又是记分员，还常被安排去代课，经常有时间脱离繁重的劳动。而你姨妈小小的个子，从下乡起就在队里默默无闻，埋头苦干，实在不容易了。因此，我谦让她是心甘情愿的。”

“那你后悔过吗?”_____儿子打破砂锅问到底。

“一度时间曾有过这想法，这一谦让给我带来了太多太多的痛苦和磨难。要不，我不会被这个倒霉的抑郁症折磨50多年。但是，从一生来说，我认命，一点都不后悔。”我的回答中规中矩。 二姐她们那批去渡口的是1971年底离开家乡的。接踵而来的是泸州长挖厂、宜宾钢铁厂、县财贸二批、县手管局、县化肥厂密集的招工。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我们公社一下子走了几十名。首批下乡的知青绝大部分走了。连迟下乡一年的1969届的部分知青也走了。全公社“老三届”中只剩下我(领导们给出的理由是我家已走了一个）和另外四个政审通不过的同学了。 生产队我们仨住的屋子突然空荡荡的了。公社、大队的知青定期会突然冷冷清清了。

眼见着一批一批的同伴远走高飞，我内心的痛苦难以用语言形容。一次一次地翘首以盼，一次一次地落空而返，我好郁闷好郁闷！脑海中每时每刻都充斥着强烈的失落感，只要一个人独处就想哭。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灰暗的，心里空涝涝的。孤独、沮丧、压抑、无助，压得我喘不过气。真渴望有人能给我开启一扇透亮的窗户，能有一抹灿烂的阳光照射进来，让我有机会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我经常在床上辗转反侧，一想到同龄人中自己各方面都不比别人差，却是这般遭遇就黯然哭泣。阳光、开朗的我变得整天心事重重，愁眉不展。

更凄凉的是1972年2月15日，当天是农历大年初一。历年的大初一都是多么开心，多么快活的日子啊！我们十几个同学会不约而同地登上城墙，周游古寨。大家一路欣赏远景，一路谈笑风生，真是心旷神怡。而那天却只有我、于惠、秋华。我们仨在城墙上转了一会儿后无心赏景，来到东门的防空洞里相互倾诉。话到伤心处，大家放声痛哭。其实她俩虽受家庭影响落到这一步，但还有比我稍能宽宽心的地方：于惠被树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的典型，将出席省、地、县几级团代会；秋华是家中最小的，几姊妹中只有她才当知青，成家了的哥哥姐姐们对她呵护备至。同时她已谈恋爱了，男朋友对她常常嘘寒问暖。我呢，就仅仅因为二姐走了就被打成另类。当初下乡时可没规定一家有一个下了就不再去了呀！我觉得好委屈好委屈，哭得最伤心。我们低吟着自己修改的知青歌曲，任凭泪水流淌：

我站在高山上两眼泪汪汪，∥长滩河水波浪闪银光∥告别山村流向远方∥啊！我美丽的家园∥啊！我远大的理想∥命运之神何时给我插上翅膀∥让我能凌空翱翔……

哪知几天后，秋华的妈妈竟把我们仨大初一在防空洞哭泣的事全部告诉了我母亲。母亲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她不理解我的失落和忧伤。反而觉得神圣的一个大年初一，在外面哭，不仅有损颜面还不吉利。妈妈太简单粗暴了，把三年前我和二姐瞒着她去报名下乡的积怨，像翻豆秆一样倒出来痛骂了我一通。嗐！真是脸上的快乐别人看得见，内心的痛苦又有谁能感受到呢？连自己的妈妈都不理解！母亲过分的责骂无疑像注入一支催化剂，使才满过19岁，心智还不够健全的我表面流泪，内心滴血，顿觉人生凄楚，惨淡。 元宵节，去长挖厂的同学回家带来了一个使人揪心的消息：国家在五年之内不会再招工了。（其实这小道消息并非空穴来风，的确是一直到1978年的知青大返城才有面向知青的招工了。）本来就愁云密布的我们得知后更是雪上加霜。于是，在街道69届的一女知青自杀不久，同我一起下乡的罗克军不堪歧视又愤然自杀了。 我不屈服命运，但心里引起共情，只觉得前途一片黑暗。脑海中反反复复萦绕着一句话：人最痛苦的是梦醒了觉得无路可走。街上接连两个知青自杀，父母担心我，二姐她们走后就叫我回家住宿，每天步行五里去队里干活。

第二天，父亲到公社询问，得到地回答是“你家已出去了一个，公社把那名额给了王琴”。原来，让我填表，通知我体检都是公社干部搞晃子，目的是用障眼法遮我们的耳目，他们好把矛盾上交。其实，从一开始他们就不让我出去的。几天后，与我同队、同时一起填招工表的另外两个下乡不足一年半的知青，特别是并非是财贸系统内招对象的王琴，离开农村，走上了新的工作单位。我们生产队里先后插队来的5个知青，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短短几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恍若梦幻，像数学抛物线式的情感经历冲击着我，折腾着我。特别是这沉重的一击，我完全崩溃了。从去区医院回来那晚上起，我彻底失眠了。整晚整晚没一丝丝睡意。安眠药从1片加直一次服8片，仍然盹都不能打一下。那种游离在生命边缘的绝望，像一张巨大而无形的网，死死地扣住我，让我难以脱身。 黑夜的天空散发着诡异的气息，空气中渗透着压抑，让人窒息。我感觉自己是个能呼吸的没有灵魂的人，心头萦绕了一千遍、一万遍的念头只是一个字：“死”。命运对我太不公平了，学生时代备受幸运亲睐的我，在现实中却遭受这般抛弃，落差太大了真难接受。今后五年不招工，对我意味着什么？这么好的机会都落空，我还会有出路吗？当一辈子农民还不如早点解脱……于是，我心里反复寻思用什么方式结束自己生命。但到天明后，看见家中慈祥的老祖母，心疼我的父母亲和可爱的弟妹们，我又只能强打精神，装作若无其事地去出工、记工分。生与死的反复纠结、内心深处的莫大痛苦，把我折磨得像在炼狱中煎熬一样。 于是我变了，变了，变得满怀心事、郁郁寡欢，再也笑不起来了，整天整天的眼眶里噙着泪水。食不甘，夜不寐，特别是连续数日通宵达旦无眠，人一下瘦了好几斤。 眼见我那种失魂落魄、泪眼迷离的状态，大人们个个心急如焚。慈爱的老祖母天天反反复复地劝慰我。她一遍一遍地对我说：“三三，你才满了19岁，一辈子的路还很长很长，一定要想开点，不要太气了。气病了身体，气坏了脑子，是谁也帮不了你的啊！”她抬头指着蓬头垢面、风雨无阻地傻立在七星庙坝子里已两年的知青应家利（下乡才半年就失智）说：“你看他多造孽！你一定要注意哟，要多退后想想。” 父亲从侧面开导我说：“商业部门的工作繁杂，又沾经济，工资又低，稍不注意还要赔偿，我都干厌了。你这次没走到说不定还是好事。国家要发展，不会不需要人，今后还走更好的”。他想方设法哄弟弟们逗我笑。笃信迷信的母亲，见我已是十多天不能合眼，认为是“撞鬼”了，便带我去找仙婆“打整”。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母亲领着我翻山越岭十多里路，来到缸钵山刘仙婆家。听母亲简单地诉说了我失眠的状况后，刘仙婆看了看我的手，又摸了摸我的头，围着我转了一圈，她故作紧张地说：“大嫂，太不好啦，你女儿摊上大事啦！阴间所有的鬼都在围着她。吊死鬼、淹死鬼、摔死鬼、轧死鬼……一个个都要抓她！”母亲听了，连声哀求她想法救救我。头脑清醒的我先前还觉得自己“没瞌睡”、“不想活了”是气了的，听刘仙婆一席话后倒犯疑了：我怎会一连十多个夜晚无睡意？怎么这想死的念头像影子一样总缠着我？莫非我真的“遇鬼”啦？ 刹时，“轰”地一下，我大脑一片空白。接下来连她们说了些什么我全然不知了。只记得刘仙婆头顶一块红巾，口中念念有词地在我身后晃动了几遭。她又从神龛上拿出一个玻璃瓶，倒了满满一小碗水，叫我一口喝下去。罢了，刘仙婆收下母亲的两元钱，又递一张画得乱七八糟的白纸给母亲，叫贴在我家门后，并叫母亲回家要给我“点灯”和“开大红”。

在回家的路上，我胆颤心惊地走在母亲的前面。去时虽心里郁闷但还不惧怕，回来时路过池塘或悬崖我却非常恐惧了。特别是在家里看见母亲请八舅公杀大红公鸡“开大红”(提着刚杀死的公鸡，围着房子滴一圈鲜血）和晚上在饭桌上摆满调羹“点灯”后，那滴滴殷红的鸡血和随风摇曳的像幽灵一样闪烁的火光令我惊悚。一种莫名的恐怖笼罩着我，思维脱离了正常轨道。我变得完全没有安全感了。 虽然白天我照常出工干活，记工分，但一到晚上就害怕。怕孤独，怕寂寞，怕黑暗，怕失眠……无端地怕，怕得心惊胆寒，怕得不敢在家里过夜。本来是父亲在供销社门市部值守，为此改为母亲陪同我到门市部去住。这种正常人难以理解和体验的思维充斥着我的大脑，我觉得自己宛如挣扎在地狱一般。明明是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悲观失望“不想活”，现在演变成了像惊弓之鸟一样的“害怕死”，而且挥之不去，如影相随。这种负面情绪改变了我的性格，阳光开朗、率真大胆的我，变得怯弱、自闭了。短短的一个月，那无奈、渺茫、绝望、恐怖的心历路程，把我一个好端端的身体，彻底弄垮了。

在我被抛入人生最低谷，思想最苦闷的时候，除家中亲人给予温暖和关怀外，生产队里的社员们、父亲单位的领导都给了我极大的安慰。他们苦口婆心地劝慰我，开导我，让我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其中最让我震撼，激起我自赎是那难忘的一幕：我在铁路旁与一位用双手在地上爬行的残疾人迎面擦过。他的两掌各自套着一块木板，双膝包着厚厚的旧布，每爬行一段路就停下大口大口地喘息。我当时一怔，顿时觉得心里释然许多：他生活得那么艰难痛苦，还顽强地活着。我好脚好手又年纪轻轻，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地活下去呢？ 特别是1972年4月10日的公社知青定期会，散会时街坊甘五嬢见我走出公社后，她从老远疾步走到我跟前说的一席话，更深深地打动了我。她说：“三妹，你不要再气了，你看这段时间不仅你变了样，你妈妈都急病了。今天我同她谈到你时，她气得吐了一滩血。你就算不为自已着想，也要好好为你的老人们着想啊。”

历经心灵深处的激烈搏斗，我终于明白了：比那些生存条件差的人，我不应死；为爱我疼我的人，我不能死！到四月底纠缠我几十天的心结终于纾解了。我终于活过来了！1972年的“五一”节，我同祖母一道来到市里表叔家。表娘不仅开导我，还陪着我去看精神科。我第一次知道了抑郁症。接连服了几剂中药，我乱了套的神经功能才调节过来，暂时恢复了正常的睡眠。但由于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从此我落下了病根，大半生饱受头昏、头疼、失眠的困扰。

几十年来，那不堪回首的幕幕往事在我的大脑沟纹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一触摸到这一段伤痕累累的历史我就泪流满面。儿子劝慰我说：“妈妈，你写完这回忆录后就把它彻底抛开了。”但我反复思量觉得有不少感悟。这也是以前我绝不在人前提起此事，而现在又能敞开心扉，直面详实记述的原因，是我执意要写的初衷。

首先，随着社会文明的推进和法制的健全，像我那样的遭遇不会再重演了。即使有这类荒唐的事发生，当事人也绝不会像当年我父亲那样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轻轻易易就作妥协的牺牲品。为了个人的正当权益，现代人会拿起法律武器坚决抗争。媒体偶见曝光“招生掉包”的典型事例，多是当事人向有关部门讨公道、要说法，得到妥善解决而罢休。

其次，几十年的移风易俗,封建迷信已淡化，像我母亲那样对迷信痴迷的人少之又少了。现在的人多会寻医问药，不再会自投罗网受毒害了。封建迷信这坑人的东西将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

我自己的性格是铸成这次负面事件的一大主观因素。多愁善感、脆弱，遇事爱钻牛角尖，抗风险能力差，不能很好地对待挫折。如果我们在任何境况下都能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相信世上无绝人之路，道路曲折但终会前途光明，人生就会少走许多弯道。所以，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悲观和绝望，应牢记退后一步海阔天空，风雨之后终能见到彩虹的。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才有生存下去的的勇气。走出这次招工的阴影后，我的精神面貌恢复了常态。我又活跃在公社业余宣传队，同后期下乡的知青一起，白天参加田间劳动，晚上排练文娱节目。

斗转星移，岁月在农活的春种秋收和知青们心灵深处的焦灼期盼中蹉跎过去了。1973年来了。周恩来总理住院治病，他提议由邓小平同志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公上任后力排异议，大刀阔斧恢复国家正常运转。夏收过后，坊间传出了要恢复大中专招生考试的消息。已是8年没见的招考了，想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青年们都跃跃欲试。我也十分激动。但一想到自己只有初中一年级的文化基础，又丢了8年课本就产生了畏缩情绪。 于是，我回到母校请教。曾经的班主任宋富儒老师鼓励我的话现在还在耳边回响：“你说的基础差和丢书本久都只是一个方面，但这次的考生中与你的经历相同的不是少数；不同的是你毕竟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讲成绩当初你是很好的，这就是你的优势。你要有必胜的勇气和信心。”在谈到怎样复习知识时恩师反复叮嘱我要“扬长避短”，“能搞得懂的东西就尽量不丢分”，“实在弄不懂的就不要去消耗时间和精力”。

那年的招考是文革十年的唯一一次高考，大中专招生同时进行，国家的招生简章明文规定考生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在参加县统考前我们公社组织了预考。临阵磨刀，还得避嫌，既要复习功课迎接考试，又怕影响自身形象基层不推荐，我们在夹缝中求生存。白天战天斗地修补地球，晚上顶着闷热和蚊咬悄悄看书练题。到六月初公社摸底考试时，400多人报考，我考了第1名。当年区里分给我们公社的推荐指标是9人。以我的考试成绩和在籍知青下乡时间最长的经历，获得推荐资格是顺理成章的事。

幸运终于眷顾了我。我得到了到县城参加1973年全国大中专统一招考的机会。当年县考场的考生是500多人，大中专的招生指标是160多名，考录比例为3:1。公社张榜公布推荐名单后，只留给了我们参考生不到两周的复习时间。 我（初中68届毕业生）、罗治清（初中71届毕业生）、何信昆（初中67届毕业生）仨公社预考成绩前茅，临时组成了一个火线学习小组，抓紧突击复习。何信昆长于数学，我的语文功底好些，罗治清年龄小记性好，政治记得熟。我们既相互交流学习资料，又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强记博练，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当6月25日到县里赴考时，我终于不再迷茫，对自己已学过的知识有了应考的信心。 我们公社的考生是统一到达的100多里外的县城。6月25日报到，体检、试座两天，28日、29日考试。为节约住宿费，我借住在先招工出去的同学惠兰和大敏处。 那是一次组织严密，考纪严肃，要求严格的考试。考场设在县一中。考生来自全县的11个区，年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从高66级届到初71届级）。考场戒备森严，为保障考试的安全进行，县里还专门调派了县中队的的军人做安保工作。

中专考试科目是语文、政治、数学，大专加试理化。考生们精神饱满，全力以赴。我的心情先前忐忑不安，十分紧张。但一想到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和宋老师分析的我的“优势”后，又犹如注射了一剂强心针。特别是在考试时监考老师多次来到我面前，看着我答题，给了我有力的鞭策。由于保持了良好的竞技状态。两天考下来，除数学的最后一道几何题未答外，（我们初六八届学生没学到几何知识就闹“革命”了，复习时因时间紧我也只复习了几何的相关概念，放弃了几何知识的应用部分。）其余的算尽力了。

文化考试完毕，招办通知填报志愿。当年中专在我们县招生的学校只有四所：隆昌师范学校（80人）、宜宾卫校（20人）、南充蚕桑学校（10人）、重庆药剂校（5人）。我怕落选，填了招生名额最多的隆昌师范学校。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报考师范的面试完后，又通知愿报考外语专业的参加口试，并说没学过的也可以报考。我从没学过外语，也想试一试。有意思的是考试老师说我“学得快，记性好、发音准”，我不仅参加了初试，还被通知留下又参加复试。

考完试，大敏提议陪着我到晨光一厂去看看中学同学黄寿琴，我欣然同意。见到黄寿琴后，大家好不高兴，真有说不完的话儿。谈到当年中学的几位好友都早已踏上了工作岗位，我心里掠过一丝丝伤感。临别时，黄寿琴鼓励我说：“3:1的招录比例，依你读书时的成绩，还是有希望的。只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式，灵活性太大了。你一定不要掉以轻心。”

牢记着黄寿琴的嘱咐，回家后我便给同乡陈干事写了一封信。陈是我哥哥小学同学的爱人，在县团委工作。我们考试时他曾作为家乡人来问候大家。

我毛遂自荐地把自己的情况在信中做了个详细的介绍，特别强调了自己因文革荒废了学业考试成绩没底，下乡已四年多并遇内招被人“掉包”的经历和自己无任何社会背景的尴尬处境，请他帮我打听打听考试成绩。

我的眼光没错，陈干事真是一个大好人。几天后，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在信中简明扼要地说：“读了你那有着初中毕业水平的信，相信你的文化考试成绩不会太差。我也是年青人，对你渴望前途的心情十分理解。其它我无能为力，但打听下成绩我一定尽力而为，请放心。”

两周后，陈干事利用回家的机会登门告诉父亲，整个考试都不大好。他打听到了我的考试成绩，属于二类。（进师范校后，我在档案室看到了自己的考卷。语文76分、数学85分、政治62分。总分223分。）他说，240分以上属一类，200——239属二类，160——199属三类……在总体考试成绩不够好的情况下，我还是很有希望的。

我们在急切地盼望着，等待着。八月初，陈干事又捎来口信说,我进入了录取线，被提档送宜宾地招办审核录取了。

8月10日，收音机里播放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事迹震撼了华夏大地，也搅浑了招生录取这潭水，更牵动着广大考生的心。社会上纷纷传言：不会再以考试成绩决定录取了。稍稍平静的我又不安起来，到底会是什么结果，真让人难以捉摸。 已是8月底了，还没有一点点招生录取的信息。等待的日子像煎熬。 一天下午，爸爸的同事韩大姐叫住了我。她小声对我说：“被临时抽调到县招办工作的永嘉公社张文干今天来我们公社了。他与我很熟悉。他对我说是来搞招生政审的，他问了我你住哪儿？你去找找他问问情况吧。”我说：“我不认识他呀!”韩大姐说：“30来岁，胖胖的，不高，穿一双军用胶鞋。人很随和、健谈”。

傍晚时分，我偶然抬头看见七星庙前的坝子边有一个人,居高临下在注视着我们家。那人不高，胖胖的。莫非他就是张文干？我稍作思索，鼓足勇气快步走了上去。

世上真有这么凑巧的事，此人的确是张文干。他态度和蔼，热情地同我交谈，一点没架子，我紧张的心立刻放松了。我向他谈了自己的基本情况，谈了参加考试和填报志愿的情况。且家里又没任何背景，一年前父亲单位内招都被人“掉包”。我很焦急地对他说：“张铁生的事不知对我是有益还是有害？如条件许可，请你关照一下我，行吗？”。他笑容可掬地听着我一一说完。然后，略带思索、十分认真地说：“我看了你的资料，来这里听了各方面的介绍，觉得你真的不错。我这次来是补个材料。我们同区住，算是家乡人了，在关键时候能帮到你的地方会帮的。张铁生的事发生后招生录取肯定有变化。但是，一场严肃认真的文化考试后不会只招有关系的，也不会把已经划入录取线的全部推翻。因此，你还是很有希望的。”他还有意地问起我去参加外语面试的事。末了，欲言又止，只是委婉地冒出一句：“说不定还比你想象的好些，或者最后都是你填报的隆昌师范。”

张文干走后，街上传出了我被推荐上大学的消息。后来，我有机会与张文干同校共事十多年，曾询问他1973年那次来我们公社的情况，才知道当时我已被县招办推荐并送档地区招办，供招生大学挑选，后来落选才被隆昌师范录取的。我成为大学招生的候选人竟与我去口试外语有关。

这次我没犯傻，回味着与张文干的交谈，理解了他的话外之音。有了张文干的谈话垫底，我淡定了，回生产队每天像往常一样出工干活、记工分。直到10月初，我才在邮局领到了隆昌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何信昆、罗治清也先后拿到了四川师范学院和宜宾卫校的录取通知书。我们火线复习小组有了一个圆满结局。当年我们公社推荐参考的9人中，被录取的只我们仨，真正的招录比例3比1。

手捧着这来之不易的、标志着我人生道路大转折的录取通知书，那时那刻我还真是思绪万千。回顾自己下乡四年零七个月的风风雨雨，得到恢复高考消息后几个月的挑灯苦读，近一年多来亲人们的特别关照爱护……我激动得再次夜不能寐。

我那被大家戏称为“变相劳改”的知青生涯，由此画上了句号。近些年来，社会对“知青”众说纷纭：旁观者，总认为知青下乡是镀金，“只是到泥巴地里打了一个滚”；亲历者，多数认为蹉跎岁月，命运悲摧。我的感觉是当知青所受的磨难，锤炼了我们这一代人，使我们能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那酸甜苦辣都尝尽的经历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吃遍了苦的人，对幸福的感受才不会苛刻，才更懂得满足和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