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澳门中华总商会向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呈交“第二个百亿”抗疫经援措施意见及建议,当中向外劳发放三千元消费卡建议,引起非常大社会争议性,且都是批评为主。一个看似出于善待外雇之意的建议,不期然却遇上极大的民意反弹,事件本身足以令很多人陷入思考:摸清社会舆论动向有多么重要。要知道,忠实地把握舆情脉络,才能看到真实的民心民意所在。
澳门是一个面向内地及世界各国开放的多元化城市,在疫情发生前,来自国内海外近二十万外雇在澳工作,而截至今年六月底,澳门仍有外雇逾16万2千多名,若政府接受中华总商会建议向全澳外雇派发消费券,在当下澳门的经济环璄之下,算是一笔巨款,就算立法会通过,社会舆论团体不容易应付,这是其一。其二,政府曾经有数据反映十万外雇选择在澳门工作、珠海居住,并非真正受澳门疫情影响生活问题,而饮食酒店行业外雇更是享用公司饭膳,甚至部份人兼做代货生意回珠海套现生活费,令人质疑何来要派三千元消费卡改善生活的必要性。
其三,是至为重要的,澳门旅游博彩业经过二十年快速发展,为数以十万计外雇提供了赚取更高收入以改善自身生活的机会,然而,疫下三年来,由于各种不可抗拒的因素,大批居民停工或无法搵到工作,最新一期失业率升至5.4%,社会上对外雇太多抢本地人工作的怨言日益加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任何团体提出关爱外地雇员发放消费卡以增强共同抗疫信心,得不到支持,是必然的。如社交平台出现大量留言质疑中华总商会建议的理据何在。在这个非常时期之下,商会及雇主要主动化解本地人与外雇之间衍生的矛盾,比如减少聘请外雇,把职位留给本地人,而非建议政府动用公帑帮助外雇这种曲线思维。
其四,在当下,各行各业不论大企小企都在等待政府开仓救济,若把逾十六万外雇纳入派钱行列,当普惠性质派钱措施成为常态政策,下一轮会自动成为受益者。不难以理解,随社会舆论焦点热化,进一步加深本澳市民对外雇的不满情绪,换句话说,是在为本澳社会分化为本地居民和外雇之间的矛盾火上加油。好在事件数日后得到转机,行政长官8月9日列席立法会澄清:外劳可获发三千元只是社团建议,社团的意见不代表政府的立场。行政长官的表态如一言九鼎,为事件划下终止号令。
其五,从社会舆论来看,絶大多数的市民对外雇是友善的和中肯的,并非盲目的为了反对而反对商会的援助建议,反而支持商会出钱出力帮助外雇的大有人在。建议商会和企业雇主若体恤外雇生活压力,大可以其他更加贴身的方式援助,例如:提供公司车接送他们往返关闸;动员企业提供员工住宿舍;动员企业提供午膳津贴;此外,现时内地雇员按月支付三百至四百不等的劳务费给劳务职业转介公司,这笔钱一年下来也要三四千元,尤其是很多雇员并非经劳务公司转介工作机会也要搵一家职介公司支付劳务费。商会可否从中协调以作减免,若成事,絶对是一项对内地雇员的善事。
上月7月22日李伟农司长表示,特区政府在3年抗疫中动用了储备1,678亿澳门元,“公帑不会用不完,要好好用这笔钱,今次两个百亿元是支持社会,但疫情不会是最后一次,大家要谂吓我哋仲有几多个两百亿元?”笔者认为,当动用财政储备成常态,坐吃山空必成近忧。当下,普惠性质派钱政策看似行之有效,但也要派得合情合理,更不应该视之为一剂万试万灵的止痛剂,须知用错了方子,还会衍生出其他的问题,当全民派钱上了瘾,一旦不派或者派得少了,政府就得理当挨骂,这样的社会现象正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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